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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变如糖入水——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付秀莹爱自己的家乡，家乡也馈赠她丰厚的文学。她携带着家乡的泥土芳香一路走来，在她的文学田野里搭建起一个充满烟火气息和人间温馨的“芳村”。从《陌上》到《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付秀莹深情地讲述着芳村里的人和事。她讲述的是普通农民日常地过日子。在她的讲述中，芳村里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有院里的鸡和屋里的娃，都变得生机盎然、活色生香。她先是在《陌上》以主人的姿态热情领着读者来到芳村串门，倾听兄弟姐妹们的唠叨，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接着到了《野望》，她则是“深扎”到一户人家，陪着翠台一家人度过了一年的岁月。在这一年里让我们看到，乡村人家在新时代精神的润泽下是如何将日子过得越来越精彩的。

　　作家采取的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方式，她的句式是短促的，这使她的叙述很像是在与亲人絮叨唠嗑，具有浓郁的日常性和人际交流的亲切感。不得不佩服付秀莹的叙述能力，她这两部小说都是在讲述芳村的家常事，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却是有滋有味。仔细读了付秀莹的小说，才明白这还不完全是由于她的叙述能力强，更由于她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有感情、有体会、有思考。付秀莹的思考始终贴着乡村的伦理精神而展开。乡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血缘和地缘是农民进行人生价值判断的两大基础。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调的乡村伦理精神就像黏合剂一样协调着乡村人际关系。付秀莹在《陌上》这部小说中将此表现得十分充分。而在《野望》中，她则是对乡村伦理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她思考的重点是：在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背景下，乡村伦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付秀莹专门挑选了翠台一家为代表来看乡村的变化。翠台一家是很普通的一家，丈夫根来是一个老实本分且很勤劳的农民，他养了十几头猪，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养猪专业户之一。翠台里里外外地忙着，既要操持好家里的一切，还要关照好公公婆婆的生活。儿子大坡、儿媳爱梨和孙女一家三口和他们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小说的开头正是小寒节气，芳村的家家户户都在热热火火地准备过年。小说的主人公翠台出场了，她像往常一样吃罢早饭要到她爹那边的院子里去。但她爹的一句话，才让人们了解到，看上去像往常一样的翠台其实心里藏着焦急的事，她的儿媳妇因与儿子拌嘴竟连夜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这看似无非小两口拌嘴的小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这一切又都是贴着日常生活去写的。一方面，翠台担心儿媳妇一生气不回来过除夕了，另一方面，要请谁去劝她回来才合适也颇费思量。这对一个农村家庭的主妇来说，都是关乎情面的事情。如果儿媳妇过年没回来的话，这会让全家在村里颜面尽失；至于请谁去劝，则涉及关系亲疏、作用和影响的大小等问题。该请的人都请了，翠台还专门去庙里烧了香，但对方丝毫不听劝。翠台正一筹莫展时，儿媳妇却主动打电话给她丈夫，让丈夫接她回家，全家仿佛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大年。回家与不回家，其实背后都是乡村伦理在起作用。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桩小家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这是因为她懂得滋润乡村日常生活的活水在哪里，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叙述并不令人读来有枯燥感，就在于她顺着这股流淌着的泉水去写，让叙述富有湿漉漉的灵动性。这股泉水其实就是乡村伦理精神。因此可以说，付秀莹在《野望》中延续了《陌上》的主题。但在《野望》里，乡村伦理精神的这股泉水跳荡得更加活跃了，时不时地掀起了小浪花。这是因为农村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涌入新的材质、新的现象。就像这次翠台的儿子和儿媳闹出的小风波就是因为年轻人有了新的生活追求，他们也不会像长辈那样习惯于在传统伦理要求下约束自己的言行了。付秀莹在这部小说里就是要表现出，当农村面对新时代和新变化时，乡村伦理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矛盾的。乡村生活看上去平平静静，其实不断有新的东西在叩击着人们的内心，让人们内心泛起涟漪。当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习俗时，乡村伦理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人们面对新的东西会“消化不良”的。比如翠台的婆婆看到老牛他娘要听自己媳妇的遣使时，便感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老话如今不灵了。有意思的是，她是当着翠台的面说这句话的，突然意识到给媳妇说这话不妥当，“忙装着往灶膛里添柴”来遮掩过去。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乡村日常生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老人一边抱怨现在的媳妇不听婆婆管了，一边又不敢在自己的媳妇面前耍婆婆的威风。付秀莹选择翠台这样一位普通农村妇女作为主角，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表现现实的新变化的。新变化不仅是宏大的工程，而且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之中。翠台这一年来没少经历疑惑和烦恼，大多都与她还不适应新变化有关。她的女儿就令她越来越难以琢磨。比如女儿的手机不让她看，说这是隐私。又比如她本来指望女儿读了大学能留在城市，给全家增光，却没想到女儿表示毕业后要回到芳村，这真让翠台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可是，翠台并没有被接踵而至的新东西弄得“消化不良”，这是因为在乡村伦理中增添了很多的“益生菌”，帮助翠台有效地将新东西吸收到日常生活中。这“益生菌”也许是女儿从学校和城市携带过来的，也许是村头那只大喇叭传递过来的，当然更应该是为丈夫养猪分担了风险的合作社政策颁布过来的。“益生菌”让乡村伦理更加完善，也更加和谐。

　　付秀莹在《野望》中的时间设置十分讲究，她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小说的时间节点，演绎了芳村一年的光阴。小说讲述的故事分明是当下现实的，却又模糊了现实时间的具体所指。可以说，付秀莹采用的是芳村特定的时间，一方面，芳村人在心理上还遵循着传统的时间理念，另一方面，芳村的现实又紧随着时代的节奏。付秀莹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去书写乡村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仍然像一条平淡的河水，然而新时代的变化就像糖溶入了水中，我们品一品付秀莹的叙述，就能感觉到丝丝甜味。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狂飙》给扫黑剧带来哪些“质变”？******

　　口碑高开高走成为2023的“开年第一爆款”

　　《狂飙》给扫黑剧 带来哪些“质变”？

　　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2月3日晚在央视八套正式收官。该剧贯穿整个春节的播出，国民热度甚至盖过春节档头部大片，口碑高开高走，成了2023的“开年第一爆款”。即便把时间轴拉得更长，《狂飙》的表现都称得上现象级：不仅安欣、高启强、高启盛、陈书婷、老默、徐江、李响等主线角色每一个都获得极高公众认知度，张彪、陆寒、王秘书、麻子甚至小五等只有几场戏、几句台词的配角都被观众记住了名字并热烈讨论……上一部享受这种“待遇”的剧还是2017年《人民的名义》，再往前是2009年的《潜伏》。

　　《狂飙》为何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共鸣？从《破冰行动》到《扫黑风暴》，扫黑剧近年一直在小步前进寻求突破。《狂飙》这个激动人心的“开门红”有哪些从量变到质变的“狂飙”式进步？

　　创作思路的进步

　　跳出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和情节强度吸引观众的“舒适区”

　　正如编剧之一朱俊懿所说，作为后来者，《狂飙》失去了改编真实案例的先天机会，但这也倒逼《狂飙》创作者跳出了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情节强度天然吸引观众的“舒适区”。

　　该剧让人耳目一新，根基是因为它在同类作品中独辟蹊径，构建了一部时间跨度长达20年的中国扫黑除恶编年史和回忆录。《狂飙》以 2000 年、2006 年、2021 年三个时间节点结构全剧，采用倒叙、插叙的方式呈现了20余年间的社会发展变化。选择这三个时间节点，既有政策宣传上的要求与考量，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下治安工作的特殊性。

　　《狂飙》以非常高的完成度，把时代感凝结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不仅做到了大处不出戏，还在很多不起眼的细节上下了功夫。装着饺子的铝制饭盒、翻毛领的皮夹克、等离子彩电、小灵通……真实的年代感将所有人代入回忆。高启强跨越20年的不同造型，也有着非常准确的塑造。2000年的高启强穿着廉价的皮衣，脏兮兮，捞完鱼随时可以擦擦手，那是菜市场里鱼贩的真实状态；到了2006年，在大嫂陈书婷的一手包装下，精致张扬起来，那是撞色西服、戴墨镜、梳背头的黑老大；2021年，他的违法手段更为隐蔽，穿衣风格也向“保护伞”高官靠拢，低调朴素……

　　这样的创作思路，《狂飙》不是首创，近年来《大江大河》《人世间》《风吹半夏》等荡气回肠的大剧都在还原时代感上做到了足够的诚意，最终为自己赢得大众共情打下最坚实基础。现实主义“要精心修饰，修饰到观众看不出来，但能体会到”。那些为《狂飙》打出高分的观众，也是感受到了这份用心，才心甘情愿共情这个延宕20余年的故事。

　　人物塑造的进步

　　对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人物线丰满

　　《狂飙》塑造人物的突破之处，在于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人物线丰满。有人说《狂飙》前半部可以叫《一个鱼贩的黑化发家史》。高启强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有翔实、充分的前因后果，和真实细腻的动机。一个唯唯诺诺、被欺压得喘不过气的菜场鱼贩子，成长为黑道“教父”式人物，而他走向深渊的背后有着亲情、友情、爱情的真实纠缠。《狂飙》让很多人感觉一追就停不下来，正是因为人物和剧情是爽的，更是写实的。

　　另外，传统的扫黑剧中，黑白对立是最主线的矛盾冲突，而《狂飙》的安欣和高启强还有互为镜像的宿命感，说明创作者把人物的重要性摆在了故事前面。安欣和高启强两个原本不在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因为自身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作出了不同的命运抉择。在一些偶发因素的助推下，二人走上了不同道路，人生因此发生改变、命运不断逆转。

　　事实证明，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物立住了，观众才会有共情，也更愿意看故事。如果是靠强情节推动剧情，恐很难产生现在这种反响。《狂飙》借高启强诘问着黑暗面的来处和缘由；借安欣诠释难以摧折的正直与信念；借一众骨血丰满的人物，揭示人性的善恶抉择——老默面对女儿心存愧疚；行事狠辣的恶霸徐江也有软肋。他们的善恶不是天生的，更重要的是选择。

　　总之，当靠强情节和反转已经不再是吸引观众的制胜法宝，《狂飙》验证了同类题材可以把走进人心作为更好的设计。

　　演员标准的进步

　　演员依据剧本二度创作 靠细致、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

　　要想成就一部好剧，剧本是蓝图，演员的二度创作为其添砖加瓦。靠足够细致、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角色才能是立体的而不是说台词的工具。

　　导演徐纪周找的演员，都是有生活阅历的。他的要求是，“千万不要照着韩国、美国的黑帮片给我演，一演就完了”，一定要让所有人相信，这是自己身边会发生的事儿，才会有共情。张颂文的表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演鱼贩子，我能闻见鱼腥味。他演大老板，我能闻见古龙水味。”为了演好鱼贩子，开机前几天，张颂文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赶往水产市场，看鱼档老板怎么进货、卖鱼、杀鱼，后来剧里舀出鱼缸里的水洗手，就是他观察的收获。

　　好演员会比着琢磨角色、琢磨戏，拼命动脑子，在良性创作氛围中碰撞出更多火花。剧中安欣拿着警戒线推着高启强往前走这一“名场面”，当时剧本上只写“安欣拿着警戒线把高启强他们拦住”。而到了实拍时，安欣拿着警戒线一直往前推，拍出来气势上就会很好看，这些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再比如安欣和高启强20年里吃饭的戏份在细微处有很大不同，演员通过表演也能够把饭吃出“年代感”。

　　不可否认，《狂飙》能够“飙”起来，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功不可没：无论是“双张”博弈，还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配角，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值得玩味的是，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该剧开始的主演配置是“流量+实力派”组合，这是当下市场上比较稳妥的通行搭配方式，“传闻”或许是项目初始阶段真实的考量之一。而最终《狂飙》以目前的阵容出现，证明演技和适配度占更大权重的理性决策胜出，市场给予的反馈也足以提振行业信心。

　　这个结果说明，一部剧要想破圈引起共鸣，就应当成为“最大公约数”。如此，使用流量演员反而显得“窄众”了——大众介意的是演员是否真的和角色匹配，以及他的演技是否真的能驾驭这个角色。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演员阵容，才能获得作品的流量密码。

　　文/本报记者 杨文杰 统筹/刘江华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